美国总统竞选 媒体

一、美国总统竞选 媒体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即将进入尾声，媒体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对候选人形象、政策和选民观念产生着深远影响。

媒体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角色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媒体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包括新闻报道、采访、评论和分析等。媒体的报道能够帮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立场、个人品质和承诺，有助于选民做出理性的投票决定。

媒体的独立性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尤为重要。独立的媒体可以提供客观、公正的报道，避免受到政治干预和利益集团控制。通过深入挖掘候选人的背景和政策，在公众中形成更全面的观点，帮助选民进行理性的投票选择。

媒体的影响力

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对选民的观点和态度产生着直接影响。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媒体可以通过引导舆论、挖掘候选人的丑闻、分析政策优劣等方式影响选民的投票决定。

然而，媒体的过度渲染和偏见报道也可能误导公众，造成选民心理上的偏颇和投票行为的失误。因此，媒体应当谨慎对待报道内容，避免过度炒作和主观色彩强烈的评论。

媒体的责任

作为第四权力机构，媒体拥有着守护民主制度和公共利益的重要责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媒体应当秉持客观、公正和负责的原则，履行好传播真相、监督权力和引导公众的使命。

审慎对待虚假信息和不实消息是媒体的首要责任之一。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应当深入调查、核实事实，避免错误信息对选民、候选人和整个选举过程造成损害。

结语

美国总统竞选是一场政治盛宴，媒体作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期待媒体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传递真实、客观的信息，帮助选民做出明智的决定。

二、林肯竞选了几次美国总统？

　　只有一次正总统 说他经历磨难不是指他竞选多次都失败（这很扯），而是指他曾经没有固定职业、四处奔走，此后竞选过很多职位失败。你知道，当选美国总统是一条很漫长的竞选之路的，一路要有很多职位，由低到高。

　　另外，美国总统的连任的条件和大选不太一样，一般有一些政绩就可以连任了。我觉得林肯的连任不能作为一次大选。

　　在25岁以前，林肯没有固定的职业，四处谋生。成年后，他成为一名当地土地测绘员，因精通测量和计算，常被人们请去解决地界纠纷。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林肯始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他夜读的灯火总要闪烁到很晚很晚。在青年时代，林肯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他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在一场政治集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由于抨击黑奴制，提出一些有利于公众事业的建议，林肯在公众中有了影响，加上他具有杰出的人品，1834年他被选为州议员。

　　两年后，林肯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又成为州议会辉格党领袖。1834年8月，25岁的林肯当选为州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时管理乡间邮政所，也从事土地测量，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钻研法律。几年后，他成为一名律师。积累了州议员的经验之后，1846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员。1847年，林肯作为辉格党的代表，参加了国会议员的竞选，获得了成功，第一次来到首都华盛顿。在此前后，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这场争论中，林肯逐渐成为反对蓄奴主义者。他认为奴隶制度最终应归于消灭，首先应该在首都华盛顿取消奴隶制。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蓄奴主义者则疯狂地反对林肯。1850年，美国的奴隶主势力大增，林肯退出国会，继续当律师。

　　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1月，选举揭晓，以200万票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但在奴隶主控制的南部10个州，他没有得到1张选票。

　　附林肯年历：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寂静的荒野上的一座简陋的小屋

　　1816年,7岁,全家被赶出居住地，他必须工作以抚养他们

　　1818年10月15日,9岁,年仅35岁的母亲南希·汉克斯不幸去世

　　1824年,15岁,开始上学

　　1827年,18岁,自己制作了一艘摆渡船

　　1831年,22岁,经商失败

　　1832年,23岁,竞选州议员,但落选了,想进法学院学法律,但未获入学资格，工作也丢了

　　1833年,24岁,向朋友借钱经商,年底破产.接下来花了16年,才把这笔钱还清

　　1834年,25岁,再次竞选州议员，当选

　　1835年,26岁,订婚后即将结婚时，未婚妻病逝，因此他的心也碎了

　　1836年,27岁,精神完全崩溃,卧病在床6个月

　　1838年,29岁,努力争取成为州议员的发言人,没有成功

　　1840年,31岁,争取成为被选举人,落选了

　　1841年.32岁.当选国会议员

　　1843年,34岁,参加国会大选,竞选国会议员连任，又落选了

　　1846年,37岁,再次参加国会大选,这次当选了！前往华盛顿特区，表现可圈可点

　　1848年,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了

　　1849年,40岁,想在自己州内担任土地局长,被拒绝了

　　1854年,45岁,竞选参议员，落选了

　　1856年,47岁,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的提名得票不到100张，又失败了

　　1858年.49岁.竞选参议员再次失败

　　1860年.51岁.当选美国第16届总统

　　1864年,55岁,连任美国总统，北方军取得胜利

　　1865年,56岁,4月14日晚，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被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开枪射击，15日去世。

三、奥巴马为何不竞选2020美国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我已经当过两届美国总统了，宪法规定不能再参选。”马歇尔·奥巴马：“我觉得美国还没做好正常迎接第一位女总统的准备”

四、哪届美国总统竞选花钱最多？

　　美国总统竞选花费一直都是一笔大数目。从最初竞选时提交的财务信息来看，纽约地产大亨特朗普拥有7800万至2.32亿美元的现金。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的花费达到7.29亿美元，而2012年奥巴马连任竞选时也花了7.2亿美元。　　据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的数据，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总共花了16亿美元，2012年花了13亿美元。离201 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还有半年，大选的支出已经达到6.4亿美元。　　FEC在2016年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筹款数达到1.82亿美元，一举超过“吸金女王‘希拉里，目前的筹款数位居榜首。希拉里紧随其后，筹到款项1.8亿美元。　　候选人竞选经费的来源还是相对广泛的，主要由个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党内经费、联邦公积金和自掏腰包这5种方式构成。　　个人捐款历年来都是竞选经费的主力，2012年奥巴马7.2亿美元的竞选经费中有5.4亿美元是来自个人捐款。这一部分款项的金额是可以看出候选人人气的。PAC可以说是竞选团队的外联部，帮助候选人找赞助商投钱。这其中自然出现了利益交换问题，为了限制权钱交易，美国选举法对于PAC的捐款有严格限制。　　党内经费和联邦公积金在历届美国大选中都是可以忽略的小数目，希拉里在本次大选中只拿了1000美元的党内经费。联邦基金则是给那些自己没钱、也找不到人给自己投钱、还一心想参选的“困难户”的，这一项经费需要申请。　　自掏腰包这一方式的代表自然是特朗普。截至目前，特朗普参选募集到了4800万美元，其中有1200万美元来自个人捐款，剩下的3600万美元是自掏腰包，竞选到现在他已经花费了4600万美元。　　美国总统竞选之所以需要募集这么多钱，是因为它需要巨额经费来负担多项竞选活动的宣传和背后庞大的运作团队。广告是其中一个大头，为了获得更多的出镜机会，各位候选人都在广告上砸下重金。2012年奥巴马的连任广告就花掉4.8亿美元。　　除此之外，到各个州的演讲游说也需要大量经费，竞选顾问团队的工资和差旅费是必不可少的。2012年奥巴马竞选时差旅费花掉了2000万美元。为了表示感谢，候选人会给投票人准备小礼物、文化衫，不过相较之前的花费来说，这些都是小数目。　　根据前两届美国总统竞选成功的花费来看，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还得准备7亿美元。根据201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数据显示，特朗普净资产为45亿美元。如果继续自费竞选，那接下来他可能得把1/5的资产拿出来填补缺口，这对他来说显然是有难度的。所以他目前准备募集大额捐款，放弃自掏腰包也是势在必行了。

五、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直播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直播是政治迷们翘首以盼的盛会，决定了美国未来四年的重大议题。这场竞选辩论赛是候选人们展示他们的领导能力、政策理念和沟通技巧的重要机会。对于政治爱好者和普通观众来说，通过直播观看辩论赛是捕捉到最真实和直接的信息的最佳方式。

直播辩论赛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是候选人之间交锋的舞台，也是公众获取关于候选人政策和观点的窗口。通过辩论赛直播，观众可以直接聆听候选人们对于各个议题的看法，并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估候选人的能力和信任度。

直播辩论赛不仅可以观察候选人的演讲技巧和表达能力，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和思维方式来了解他们的领导力。直播辩论赛让观众有机会亲眼目睹候选人们如何面对逆境，如何应对复杂的问题，并据此来判断他们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直播辩论赛还可以帮助观众去了解候选人的政策立场。通过观察候选人的言辞和发言，观众可以对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和态度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有助于选民们在选举时作出更明智的选择，根据他们对各个议题的关注和重视来匹配他们的价值观和政策倾向。

辩论赛直播的观看方式

想要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的直播，观众们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

首先，电视直播是最传统和受欢迎的观看方式之一。许多电视台会播放竞选辩论赛的直播，观众只需打开电视，调到相应频道，就能随时观看到辩论赛的全程。电视直播通常具有高清晰度和专业制作的效果，让观众能够更好地体验到辩论赛的紧张气氛。

其次，网络直播也成为了越来越流行的观看方式。许多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都会提供辩论赛的网络直播服务，观众可以在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上通过网络观看辩论赛的实时直播。网络直播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观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观看辩论赛，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观众互动和分享看法。

此外，一些广播电台也会提供竞选辩论赛的音频直播。如果观众在特定时间无法观看直播，他们可以选择收听辩论赛的音频直播，通过候选人的声音和言辞来获取辩论赛的内容。这种方式适合那些更注重内容而非视觉效果的观众。

观看辩论赛的注意事项

在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的直播时，观众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准备充足时间：辩论赛往往持续一段时间，观众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观看整个辩论赛，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的内容和亮点。
• 选择可靠的直播源：在选择观看辩论赛的直播源时，观众们应选择可靠的媒体和平台，以获取准确和客观的信息。
• 保持客观和理性：观众们在观看辩论赛时应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避免被情绪或个人偏见影响判断。
• 积极参与互动：观众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与朋友家人的讨论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和辩论。

总结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直播是观众近距离接触候选人、了解政策观点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直播辩论赛，观众们可以聆听候选人的演讲和回答问题的能力，了解他们对于重大议题的看法和策略。观众们可以选择电视直播、网络直播或音频直播等方式观看辩论赛，享受到不同形式的观赏体验。

在观看辩论赛的过程中，观众们需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并积极参与互动和讨论，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候选人。通过观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的直播，观众们可以为自己的选举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见解。

六、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电视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电视是美国选举期间备受关注的重要节目之一。这场辩论赛为各个候选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政策观点和能力的舞台，也是选民评估候选人的重要参考。

辩论赛的历史与重要性

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电视于1960年首次出现，当时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的辩论吸引了数百万观众。从那以后，辩论赛成为选举期间的常态，每届选举都备受瞩目。

辩论赛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重要性无法忽视。这是候选人向选民展示自己的最佳机会，通过辩论赛，候选人可以向选民们传达他们的政策主张、经验和领导能力。同时，这也是选民们评估候选人的途径之一。

辩论赛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场合，让候选人就各种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回答选民们的关切。候选人们可以通过辩论来强调自己的优点和政策观点，在辩论的过程中向选民们解释他们的政策承诺，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承诺的具体措施。

电视对辩论赛的影响

辩论赛能够通过电视的广泛传播影响大量观众。电视将辩论赛带到家庭中，使更多的选民有机会了解和评估各位候选人。观众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辩论赛的直播或重播，以及媒体的解读和分析，更好地理解候选人们的观点和表现。

然而，电视也会对辩论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候选人不仅仅需要在辩论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还需要通过镜头传递自己的形象和气质。他们的表情、姿态以及语气都会成为选民们评估候选人的因素之一。

电视辩论赛也要求候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回应和陈述。这种限制使得候选人需要精简和概括自己的观点，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传达更多信息。这对候选人的辩论技巧和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评估辩论赛的表现

评估辩论赛的表现并不仅仅是看候选人们的辩论技巧和口才。更重要的是要看候选人是否能够准确回答问题，是否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观点，并且是否能够展现出领导能力和稳定性。

在评估辩论赛的表现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内容：候选人的政策观点是否清晰，并且能够回答问题。他们是否能够提供具体的政策方案，并解释如何实现这些方案。
• 表达能力：候选人的辩论技巧和口才是否过硬。他们是否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通过逻辑和论据支撑自己的立场。
• 领导能力：候选人是否能够展现出领导者的风范和稳定性。他们是否能够在辩论的过程中展现出对挑战的应对能力，并给选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辩论赛的期望

作为选民，我们希望通过辩论赛更好地了解候选人，并以此为依据做出投票决策。我们希望看到候选人们真实的一面，而不只是他们竞选团队制定的口号和广告。我们关注的是候选人的政策观点和能力，以及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

辩论赛提供了一个让候选人公开对话和互动的机会。这对于选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候选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辩论赛也是一个考察候选人适应高压环境和应对挑战能力的试金石。

总而言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赛电视对于选民们来说是一个了解候选人的重要途径。通过观看辩论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候选人们的政策观点和领导能力，并以此为依据做出投票决策。

七、无神论者可以竞选美国总统吗？

无神论者：美国的“异己分子”

作者：《金融时报》撰稿人

美国德克萨斯州小镇Point（人口792人）不是单亲同性恋者勒妮•约翰逊(Renee Johnson)抚养孩子最惬意的地方，但是，无论是性取向还是未婚生子，都不足以让她成为美国保守派的最大梦魇。我与她在雷恩斯县图书馆(Rains County Library)见面时，她对我这样解释道，“我宁可自己衬衣上绣一个大大的字母‘L’，即‘女同性恋’，而不是字母‘A’，即‘无神论者’，因为那样一来大家会更心平气和地看待我。”

我俩在一个没有外人的房间会面，因为约翰逊担心，在其它地方，镇上人可能偷听到我俩的谈话，被她的无神论观点所触怒。毫无疑问，约翰逊常常因自己的不信教而倍感孤独，但她的情况远非独特。去年我环游美国期间，发现无神论者都生活在孤立与隐秘的状态。美国人崇尚宗教自由，并以此为豪，但在现实中很难行使不信教的自由，就像人们很难行使泅渡大西洋的权利一样。

通常情况下，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准越高的国家，其国民的信教程度就越低，但美国是个出名的特例。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指出，就宗教虔诚度而言，“美国迥异于其它西方国家，而更接近于印度、巴西以及黎巴嫩等欠发达国家。”但人们较少讨论的是，这一切对少数群体（他们不仅对宗教信仰表现冷漠，还积极抵制宗教信仰）意味着什么？

此事或多或少被忽视，因为在美国东西海岸以及大城市中，这种现象通常难以觉察，但在美国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在大都市，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现象几乎不存在。

最近，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应邀在第60届全国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上发表演讲，这是不同宗教信仰的聚会，自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以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出席。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有史以来只有一位议员——彼得•斯塔克(Pete Stark)——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自1973年以来，他一直代表极端自由主义的加州奥克兰地区，但只是在2007年才承认他不相信存在上帝。就连他也是非教义的“一神论教会”(Unitarian Church)的成员，更喜欢把自己称作“非有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而且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这与至少6位国会议员公开自己是同性恋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著名的公开无神论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总结说，“就从政而言，身为无神论者最糟糕透顶，这会引发陌生人的评判”。去年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9%的选民不支持犹太人担任总统候选人，22%的选民不支持摩门教徒(Mormon)出任总统候选人，32%的选民不支持同性恋者出任总统候选人，而高达49%的选民不支持无神论者成为总统。

即便如此，我发现就连有些纽约人、波士顿人以及华盛顿人也认为在美国身为无神论者不算多大的事，至少在我告诉他们一些真人真事之前是如此。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哈里•佩迪(Harry Purdy)，其父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他并不认识。1991年，在美国政府公布了相关档案一年后，那年46岁的哈里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机场步下飞机，成为美国大兵散落子女中与父亲团圆的第一人。佩迪最终成为美国公民，并于1993年移民美国。

“我第一次与父亲会面时，感觉很棒，”他对我说，我俩在他家附近的一家路边餐馆见面，“但这里是肯塔基，是圣经带(Bible Belt)的一部分，而我是个无神论者。”由于他不信教，他的新家人一个接一个与他反目。哈里如今不再与他的美国家人来往。“我最后一个看到的家人是表弟罗尼(Ronnie)，他每次请我去吃饭时，都要唠叨宗教的事，最后一次见面时，我没给他留面子，而是狠狠回敬了他。

“他对我说‘我希望你遭遇车祸，死掉，下地狱’之类的狠话，这就是我遭遇的逆境。”

朋友们也对他敬而远之。“我过去有个跑步伙伴，我们关系不错，他住得离我不远，有一次我提到自己是无神论者，没想到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回到美国时，知道这里是圣经带地区，但我没想到的是这里更象一个基督教极权主义社会：你要么是他们中的一员，要么不是，没有中间地带。所以说我算是领教了其中的利害，知道尽可能不说出自己的信仰。”

从外人的视角看，忍着不说自己的信仰也许不算啥事。但是，这一点只有当你认为在生活中很容易对周围的每个人（甚至是家人）隐瞒真实观点时才适用。就拿马特•埃尔德(Matt Elder)来说吧，他住在密苏里州的费斯特斯（Festus，人口11602人）。我俩在圣路易(St Louis)市中心的某餐馆会面，他给人的感觉是开朗、友善，并不象是受到迫害的人。“他们并不想与我断绝关系，或是把我赶出去，”他在谈到自己的基督教徒家人（包括女方家人）时表示。但如果说埃尔德是圣经带地区典型的试图保持低调的无神论者，那么他的故事表明，没有一个无神论者的处境是轻松的。

埃尔德笑着说，当他穿着那件印着大鲜红字母‘A’（代表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鼓舞的无神论者抛头露面运动(Out Campaign)）的黑色T恤外出时，“你会看到母亲们抱紧自己的孩子，加快步伐走开”。埃尔德并不好斗，在避免表里不一的前提下，他尽可能试图通融。“我以前几乎每周都与妻子一起上教堂，只是为了接触社区。但现在我不再去教堂了，因为有一些怪诞的冲突。”最离奇的是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教堂每周的祷告清单上。“时常有人会站起来，大声对全场人说出一些事情，以前我在场时，我妻子就这么做过。”我问他妻子都说些啥，他转述道：“我丈夫不再相信上帝，我为他及我的家人感到惶恐不安。”难怪埃尔德如今在教堂觉得“背上贴着一个靶子”。

若把这看作是鸡毛蒜皮的事，就低估了教会在美国小城镇的地位。“这些地方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教会展开，”约翰逊如此谈及她在德克萨斯的经历。在她居住的雷恩斯县（人口9139人），有31个教会，其中17个属于浸礼会(Baptist)。你若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就不是社区的一员，足以替代的世俗团体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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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还是志愿工作的中心，相比实行福利制度的欧洲，志愿服务对美国的生活更加至关重要。正如美国另一位著名的公开无神论者、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对我说的，“不幸的事实是：在美国许多地方，你若想联手邻居一起做点好事，并想物色一个合适的机构让你这么做，你只能找到教会。”比方说，马特•埃尔德过去参加过教会安排的救济任务，到墨西哥去帮助穷人盖房，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再去那儿”。但现在，做这一切实在太困难了。“你不象过去那样有归属感，感觉有点孤独。”

在加州伯克利(Berkeley)执业的精神治疗医师玛琳•温奈儿(Marlene Winell)专长于“帮助病人恢复宗教伤害”，她主张宗教创伤综合症是一种心理诊断。“在美国很多地方，宗教渗透一切。方方面面都交织在一起——家庭、学校以及企业——其结果是，你若不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就会遭到排斥，很多人由于不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经历了真正可怕的煎熬。”温奈儿辩称，如果说这听起来象是离开邪教组织的经历，也许是因为“从其原始形态上说，相信《圣经》就是上帝语录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基本上就是一个庞大的邪教。”

的确，当我与几位无神论者一起交谈的时候，访谈最终感觉变成了自助团体的聚会。在达拉斯，五位无神论者挨个列举了生活在宗教社会中时时刻刻遭受的压力。其中一位是女实业家，她生活在隶属于达拉斯─沃斯堡大都市(Dallas-Fort Worth metropolis)的普莱诺(Plano)，当地被湾区选举研究中心(Bay Area Center for Voting Research)评选为全美第五保守的地区。她坚持说，若她暴露自己是无神论者，就会丢掉自己的生意。“我奋斗了好多年，才让那些人信任我，愿意跟我做生意。”所以，当普莱诺市议会(Plano City Council)在开会伊始祷告时，她都会保持缄默；市议会的这种做法是违背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的。

政教分离体现了美国人宗教情结的奇怪历史矛盾：为什么宗教一方面存在于国民的内心深处，另一方面从法律上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问题的答案是：宗教自由本来就是早期清教徒1620年坐上“五月花号”船来到美洲大陆的原因。此后，其他异教徒也逃离本国来到新大陆，原因是本国的体制内教会让他们难以发展壮大。正是因为个人的宗教权利被视为天经地义，所以多数人下决心要确保美国政府不能干涉国民的宗教信仰。1787年制定的宪法中唯一提到宗教的条款是：“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179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但是，政教严格分离的原则，未能阻止许多人把美国视为基督教国家。许多基督教徒大力活动，争取在学校确立祈祷仪式，并教授神创论。在教授神创论的问题上，最著名的法律诉讼之一是1925年的“斯科普斯猴子案”(Scopes Monkey Trial)，当时田纳西州的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因教授进化论而触犯该州法律。直到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才判定此类州立法律违宪，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其它法律诉讼仍在进行，如在公有土地上立宗教纪念碑，包括十字架与十诫碑(Ten Commandments)。

虽说美国宪法似乎明令禁止宗教歧视，但无神论者在公共生活的很多领域（包括军队）仍面临种种问题。一位要求匿名的海军陆战队女队员说，虽说礼拜堂与祷告在理论上是可选的，但如果选择不参加“会惹人皱眉”。在伊拉克，美军的随军牧师会进到掩体对官兵们说“低下你们的头来祈祷”。基地的每位官兵每天都会收到一篇电邮祷文。她的真正麻烦发生在第一段战场服役期结束之际。“我们打死了很多人，”她说。回来后，她“内心痛苦万分，不知如何在良心上获得平静”，于是“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但当她寻求帮助时，即便她表明不信上帝，却仍被送到随军牧师那里。

我听到的最离奇故事来自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Tuscaloosa)的一位女士，她在附近的拉马尔县(Lamar)长大，家里属于严格的联合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做祷告时没有音乐，也不许跳舞。她说家人很爱她，也以她为荣，但是“在拉马尔县，我是不被允许做无神论者的”。让人诧异的是，除此之外，她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想吸毒，没问题，只要信主，我就没问题。”所以（举个例子）家人“不让我照看小宝宝，我有很多表亲需要临时看护幼儿的人，但他们担心我们教小宝宝们进化论，而我很可能确实会这样做。”这话让我难以置信，难道无神论者不能当临时保姆，吸毒者反而可以吗？“是的。”我不禁笑出了声，但其实很难想出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不好笑。

鉴于这一切，或许您会觉得其它宗教（如穆斯林与犹太人）的信徒带有同样的危险性，但现实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人们也许不喜欢佛教徒与摩门教徒，但至少觉得对方也相信超自然力，这就肯定了他们自己的信念，”约翰逊说。“但无神论者就好像在当着他们的面唾弃宗教信仰。”

美国无神论者协会(American Atheists)主席大卫•西佛曼(David Silverman)对此表示同意：“我们挑战‘不信主就不是好人’的理念，也挑战‘宗教是重要的’这一基本理念，这让他们感觉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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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持我听到的故事。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有一项研究的结论如今已出名：在“共享有关美国社会的愿景方面”，无神论者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低于穆斯林、新移民、同性恋以及其它少数群体。差不多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不赞成自己的孩子与无神论者结婚”（远高于下一个最不受欢迎的群体——穆斯林——33.5%的比例）。难怪无神论团体谈到要效仿民权运动、同性恋者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的斗争策略。他们并没有声称自己受到同等程度的迫害，而是提出，未来的努力应把组织与提高认知度结合起来。“我们想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有些最好的朋友是无神论者，他们所在社区的某些医生、律师、消防队长等等是无神论者，”丹尼特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是正确的努力方向。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是美国最知名的无神论者之一，他在2004年发表的著作《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销量突破了50万册。他认同无神论者的境况“类似于同性恋者，许多人不敢公开自己的信仰取向”，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无神论者都谈到“公开”或者“隐藏”。然而，哈里斯争辩说，“鼓噪无神论和围绕这个变量动员起来进行政治活动是没有出路的。我支持过这项事业，我仍支持那些组织，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归根结底，给无神论贴上受害者群体的标签是错误的策略，这就好比自称‘非占星家’，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标签。”

不管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确实是无知。埃尔德认识的其他无神论者都属于一个团体，大家开会的地方距离他的工作地点有45分钟车程。约翰逊的两个孩子就读于本地学校，在一个不上教堂者可能做到的限度内，她尽力热心于社区工作，是图书馆的志愿者，还是童子军(Boy Scouts)的理事会成员（即便她觉得拥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童子军不利于儿子晋升）。尽管如此，她说：“我在这里生活已有10年，但在这个县还不认识任何一个无神论者。”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53%的美国人表示，相信上帝对于道德品行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无神论者害怕暴露，以至于美国无神论者协会与美国人文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 AHA)在会员要求的情况下，会用没有标记的信封给会员发送邮件。AHA执行总监史柏克(Roy Speckhardt)说，就连有些在华盛顿办公室上班的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也对家人说自己在为某个“人道主义团体”工作。

是不是他们也感到很害怕？“在《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出版之前，”丹尼特在谈到他的新书时表示，“许多人建议我应该先躲起来避避风头、或者请保镖、不要公开自己的电话等等。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建议是错的，该书出版几个月后，很显然他们说得不对。”

无神论者公开比隐藏也许更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社会学家克里斯•加诺(Chris Garneau)在做博士研究时发现，虽说自己承认的无神论者比其他世俗人士（如不可知论者和人文主义者）更容易被挂上污名，但与那些强忍着不说的无神论者相比，坦荡荡的无神论者遭受心理困扰的几率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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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可能正开始朝着有利于美国无神论者的方向发展。史柏克和西佛曼都声称，过去10年里美国不信上帝的人数差不多翻了一倍，年轻人中无神论者人数增长更快。要验证这种说法很难，部分原因是“无神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味毒药。2008年美国人宗教身份调查(American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Survey)显示：约有12%的美国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尽管只有0.7%的人自称无神论者，只有2.3%的人不信有上帝。不过，各项调查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无神论的人气在上升，尽管基数很小。

是什么在推动这一变化？“新无神论者”的成功无疑产生了一定影响。有“四骑士”(Four Horsemen)——这名字颇具讽刺意味——之称的山姆•哈里斯、丹尼尔•丹尼特、理查德•道金斯以及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著作都成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销量高达几十万册。史柏克说，这“大大提升了无神论阵营的知名度”。史柏克说，宣传活动也产生了“价值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免费宣传”，如Metroplex Atheists在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推出的“不信上帝照样做好人”公交车广告、AHA推出的“不信上帝？没有问题！”广告牌，以及美国无神论者协会投放的更为咄咄逼人的广告语“你知道它们都是骗局”，版面上还印着各大宗教的符号。

从法律上挑战宗教歧视的令人瞩目的案例，也吸引了很多眼球。比方说，AHA在5年前成立了阿皮尼亚尼人文主义者法律中心(Appignani Humanist Legal Center, AHLC)，雇了一位全职律师，还利用约30位律师免费提供的公益法律服务，同时“摆脱宗教基金会”(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与美国无神论者协会也利用诉诸法庭的行动来吸引公众关注宗教歧视。比方说，AHLC成功为西南社区学院(Southwestern Community College)的一位教师争取到法律和解，这名教师被校方解雇，原因据称是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不应把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当真。

在分析近年无神论力量壮大的主要原因时，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关键在于互联网，”西佛曼说。“无神论力量增长的原因，是无神论者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家寡人。在我长大时，我只知道自己是无神论者，我得自己骑自行车去公共图书馆，借阅唯一一本有关无神论的馆藏书——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的《否定上帝存在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God)。如今，每一位无神论者都能登陆Facebook或Myspace，找到数以百万计的志同道合者。”

约翰逊能够证明互联网的威力。“我找到了德克萨斯东部无神论者的网址，并通过该网址，找到了“自由思想交友会”(Fellowship of Freethought)、达拉斯无神论者协会、普莱诺无神论者协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其它团体，我的反应是：‘哇，原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当知道离此地1个半小时车程范围内至少有400多位（或许多达数千）志同道合者时，就足以让我不再感到孤寂。”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暴露自己的信仰取向。史柏克说：“除了斯塔克外，我们知道至少还有20多位国会议员是无神论者，他们只是不愿承认。”这与西佛曼给我的数字几乎一样。“这些国会议员觉得那样做无异于政治自杀，无法获得连任，自己提的任何议案也不会通过。要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感觉，我们必须加紧努力。”

这也许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但肯定很艰难。与此同时，美国无神论者可以指望的最好局面是，有更多人理解一名佛罗里达的无神论者在住所外贴出的标语：“我一生都是无神论者，去年我是个好人。”这人公开无神论者身份后，以前那些友善的邻居都不再跟他说话，只有一个穆斯林家庭没有对他翻脸。

朱利安·巴吉尼的著作《自我的诡计》(‘The Ego Trick’)由格兰达出版社(Granta)出版

译者：常和

八、大家对美国总统竞选体制有什么看法？

美国总统大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有人把它称作世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虽有调侃的意思，但也不失为事实。鄙人平时关注政治问题，对如此大事，不发个言似有些说不过去，故也插上一嘴。

世人和国人关注此次美国大选不是一天两天了，对这种选举的优劣利弊，原打算等选举结果出来后再评说，现在选举结果出来了，反倒觉得结果如何也就是谁当选并无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美国总统大选这种选人方式本身。它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第一，竞选双方并非不共戴天的死敌。

如果从权力支配力量的角度来看，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官了。安南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职权范围虽然涉及几乎所有国家，但那是虚职，主要工作是进行对话与协调，真正说了算的还是主权国家的首脑。君不见没有联合国的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不是照样开打吗，而且打完了以后，联合国还要为之收摊子。

所以，美国总统这一职位的竞争与较量是十分激烈而残酷的。从选举前拼尽全力地公开造势，到选举中对每个选民的暗中争夺，从使出浑身解数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政策主张，到挖空心思找出对方的软肋甚至揭祖宗八代的老底，双方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大有置对方于死地的之势。可是，当选举结果甫一出来，双方即刻偃旗息鼓，捐弃前嫌而握手言和。这一次同样如此，昨天，克里还发誓要与布什一争高低、一决雌雄、不打败对手决不罢休；今天，当选举局势刚一明朗，他立即在第一时间里给获胜的布什打电话祝贺其当选，其速度之快甚至令克里阵营里的支持者还来不及反应，就是我们这些倾向性不那么明显和强烈的局外人，也觉得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但克里像历届美国总统竞选者一样，做到了。

记得上一届美国总统选举，当戈尔以极其微小的票差落败于布什后，曾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演说，表达了尊重选民意愿，祝贺布什当选，共为国家强盛民众幸福尽忠之意。这次，克里虽然还没有发表演说，但相信他的想法与当年的戈尔也应是一样的。这就是政治家的操守，也是政治家的风范。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竞选总统没有一丝个人的打算，但最终还是以国家民众的利益为重，既搁置党派之争，又舍弃一己之私，不能不说是一种高风亮节。

中国有句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得胜者容不得失败者，失败者也不会祝贺得胜者。正方与反方，台上与台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是势不两立。我们的国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只要是参加选举，就只许成功而不能接受失败，一旦落选就以为见不得人，就与当选者成了冤家对头，就不可能在一起谋政共事。其肚量、其境界、其人格，差相何其远尔？

第二，有反对票未必就是坏事。

不管是布什的当选，还是克里的落选，从目前统计出来的票数看，都相差无几，对他们两人，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布什虽然当选，但在过半数的选民支持的同时，还有近半数的选民反对；克里虽然落败，但在过半数的选民反对的同时，还有近半数的选民支持。（其实因为参加投票的人只是选民的一部分，实际上当选总统的支持者远不足美国人的半数）。而且，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数量十分接近。这届是这样，上届也是如此，其他历届的情况也差不到哪去。

这就意味着，一届美国总统是在有近半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上台的，这种情况，对于看惯了中国式的高票当选的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可思议。这么多人反对，这官还怎么当？这么多人反对，脸面往哪里放？

在我们的选举活动中，一个人不要说落选，就是得票数稍微低了些，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就要相办法做工作，让选举人改变意愿，以确保候选人高票当选。票数过半不行，多数人赞成也嫌不过瘾，只有高票乃至全票当选才觉得名正言顺。而且，对那仅有的几张反对票甚至是弃权票也耿耿于怀，只要有可能就非要明里暗里打探出投票人不可，就像侦察追踪作案犯科的犯罪嫌疑人一样，一旦找出来就施以无情地打击报复方后快。真不知我们的候选人，到底要的是人气呢，还是要得是更多人的支持，抑或干脆就是要一种廉价的虚荣。他们参加选举，是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呢，还是想拥有更大的权力以便更方便地为个人谋利，或者干脆就是作为位高权重之人与人民为敌？他们需要高票和全票，是认为只有这样的当选才更有权威性和更有说服力呢，还是觉得当政者只能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才能施政，一有不同的声音或反对的势力就觉得底气不足心里发虚呢？

我们的选举活动经常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大家对候选人的选择往往惊人地一致。是大家天生就有共识吗？是候选人如此得民心吗？都不是。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选举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无法自主表达自己的意愿，只好随意地或违心地进行投票。而当选者也就乐得在这种假民意中自我陶醉，并把这看作是自己合法施政的民意基础。

本

九、我想竞选美国总统，要什么条件？

竞选美国总统的条件：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想竞选美国总统，必须是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年龄超过35岁，在美国定居至少14年以上。这是对该职位的唯一法律要求，但许多对成为总统候选人抱有期望的人可能会被视为非正式要求。此外，竞选总统的人还需要筹集一大笔资金，用于竞选期间的花费。

　　宪法规定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公民资格被解释的非常严格。任何想参加竞选的人都必须是本土出生的公民，意味着侨民无论在美国居住多长时间，都没有参选资格。如果美国居民的孩子在国外出生，从理论上讲他或她仍然是本土公民，因此可以竞选总统。至少在美国居住14年的永久性居民要求，是指竞选者应了解影响美国居民的一般性事务。

　　例外

　　对于想竞选总统的人，有许多例外被写入宪法要求。例如，已经连任两届总统的人不能参选。此外，任何担任过总统两年以上的人，甚至不是被选出的情况下，例如，在总统被暗杀后变成总统的副总统，也只能再竞选一次。当然，参议院也可以禁止被弹劾的总体再次参选。

十、和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人是谁？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对手、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麦凯恩，当选第44任美国总统；2012年11月6日，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成功连任。